「我們會從東海岸開始，花蓮和台東之間最美，尤其是縣道193號，通常在這裡我們會把自行車拿出來騎。一路經過玉里、瑞穗和光復，一路到台東長濱，去原住民餐廳……。」
被問到離開台灣前的旅行計劃時，中文流利的荷蘭代表紀維德（Guy Wittich）話匣子就關不起來。但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在台灣環島旅行，因為他與台灣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30多年前的1984年，就讀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系大一的他，來台學中文一個月。
（紀維德提供）
中文超流利的台灣女婿
「最近我甚至開始學閩南語，對拉近人與人的距離非常有幫助，」他當場秀了幾句：「嘿啊」、「對啊」，就連閩南語歌《安平追想曲》也難不倒他。
因為他前前後後待在台灣的時間，可能比許多17世紀來台從事貿易的荷蘭商賈要長得多。
1646年，荷蘭人從台灣北部趕走西班牙人後，在俯瞰淡水河海關碼頭的小山丘上，建造了方形的安東尼奧堡，充作荷屬東印度公司（VOC）的辦公室。
然而在1661年，也就是僅16年後，鄭成功擊敗荷蘭人並接管了安東尼奧堡。由於荷蘭人在當時被當地民眾稱為「紅毛」，所以這座堡壘至今被暱稱為「紅毛城」。
儘管荷蘭人統治台灣北部的時間很短，但紀維德在台灣留下的遺緒，將永遠被人們銘記。
全球第一座「循環建築」，就是2018年台中花博會亮相的荷蘭館。使用了台糖提供的木材，所有設備均是租用而非購買，所有組件都經過特殊設計，將來可移地使用。
協助讓循環經濟成為台灣發展戰略
這是2016年台灣循環經濟政策的一次指標性案例，也是外國駐台代表處首次成功地讓倡議成為台灣主要發展戰略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不僅具經濟價值，還有積極的環境意義：減少浪費、珍惜資源。
這可說是命運的安排。 2015年，紀維德在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台北的航班上，遇到了30多年前擔任荷航銷售代表時就認識的老友黃育徵，他當時剛創辦循環台灣基金會不久。
「我和他談論荷蘭的循環經濟戰略，結果發現我比他了解得多，」黃育徵說，在著陸前3個小時，他特意坐到紀維德隔壁，把循環經濟的概念和實踐，從頭到尾講了一遍，讓他聽得津津有味。
同年，紀維德赴台北接任荷蘭辦事處代表時，第一通電話就打給黃育徵，邀他一起推動循環經濟。隔年，他們一起赴阿姆斯特丹參加荷蘭循環熱點，紀維德更擔任循環台灣基金會的董事。
「合作和共享資源，就是循環經濟的原則，」黃育徵強調，他們的密切合作，最能體現這種精神。
紀維德今年8月將結束在台灣的5年任期，他在紅毛城接受《天下雜誌》專訪，分享了他對台灣的觀察以及對未來台荷關係的期待：
問：過去5年，有哪些成就讓你最感到驕傲？
答：我們一直很忙，時間可說永遠不夠。
在許多領域，台荷關係都愈來愈近了。過去十年，我們的貿易額倍增。另外在科學技術領域，例如下一代的光子學和電子學，這與半導體特別有關。
特別重要的，就是在循環經濟，荷蘭嘗試與台灣分享經驗，蔡總統也在2016年宣布循環經濟為國家重大戰略。
為了展現循環經濟的實踐，我們以循環建築的方式，推出台中花博的荷蘭館。我們試圖分享荷蘭循環經濟的最佳實踐案例，就連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在造訪荷蘭後，說台北市應該做循環經濟。
透過黃育徵與循環台灣基金會的引介，我經常與經濟部和所有其他相關部會洽談。一開始，我總是要詳細解釋循環經濟的概念和應用。現在跟部會開會時，他們甚至比我知道的還要多。台灣非常具有循環經濟的潛力，例如紡織業的無水染色，台積電也是把一滴水重複使用了至少5到6次。
臉書粉絲數翻10倍，台荷交流更密切
荷蘭在台灣的知名度愈來愈高了。5年前，當人們聽到荷蘭，他們只知道飛利浦。現在提到荷蘭，大家會知道循環經濟、半導體業和離岸風電技術。我們辦公室的臉書粉絲人數從原本的3000人，翻了十倍至30000人。
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有進展，例如，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，已經開始計劃未來合作。自今年4月以來，台灣年輕人也可以到荷蘭打工度假，很高興看到愈來愈多年輕人對文化交流有興趣。
紀維德去年參加故宮「亞洲探險記——17世紀東西交流傳奇」展覽。（王建棟攝）
問：過去幾年，你遇到了哪些挑戰？
答：在台灣投資的荷蘭公司，比以往都多。僅在海上風電領域，台灣就有25家荷蘭公司。近幾年也有MVRDV和侯班（Francine Houben）等荷蘭建築師來台工作，建築的長時間過程中多少會有意見分歧，而這帶來了挑戰。台灣政府採購應更加現代化，尤其有國際方參與的項目，應盡量透明且有連貫性，以便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有可遵循的框架。
另一個挑戰是優先順序。台灣有很多計劃都想與荷蘭合作。因為時間資源有限，我們必須專注於最重要的事，有時得拒絕不少合作對象邀約。
艾司摩爾和台積電，其實是遠房親戚？
問：荷蘭是台灣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者，2018年投資金額達35億美元，佔所有外國直接投資三分之一，絕大多數在半導體產業。荷蘭對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有多重要？
答：台荷的半導體戰略伙伴關係可追溯到很久以前。1987年，工研院成立台積電時，荷商飛利浦以28％的股份成為主要股東，但後來根據全球戰略佈局出售其股份。而大家熟悉的半導體設備商艾司摩爾（ASML），其實是從飛利浦分拆出來的。所以ASML和台積電猶如遠房親戚，台積電也是全球唯一已經使用ASML最先進EUV設備生產晶片的公司。（編按：2019年，ASML全球銷售額的45％來自台灣，台積電是最大客戶）
除了ASML之外，台灣還有其他荷蘭公司在半導體供應鏈佔據重要位置，包括BESI半導體設備、台灣先藝科技（ASM）、塞博陶瓷（Xycarb Ceramics）和恆力科技（Hitec）。
荷台在半導體領域長期緊密合作，共同研發。如今，全球已經沒有任何一個產業不用到晶片。儘管台灣和荷蘭都很小，但我們在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上卻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，應該繼續合作，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。
問：距離你第一次來台，已經是30多年前。你觀察到台灣最大的變化是什麼？
答：我在1984年第一次來到台灣，當時仍在戒嚴，資訊受到嚴格控管。因為我念漢學系，必須透過申請才能進到政大國關中心的圖書館，讀中國的書籍。
一開始，唯一的荷蘭公司就是飛利浦，解嚴以後，愈來愈多荷商來台。政治制度也發生變化，當1992年第一次立委直選時，我人在台灣，我對警方驅散示威人群用的水車，還記憶猶新。
現在，台灣是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，人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，又聆聽他人的意見。
樂見台荷合作，探索荷據時期歷史
去年我回荷蘭開會，一位同事特別當面向我祝賀台灣通過婚姻平權法案，這是台灣展現開放和寬容的又一個實例。過去20年中，我也注意到許多人投入志工和社會服務，例如照顧流浪狗或參加環境運動。
有人可能會說台灣「太自由」，這其實跟荷蘭非常相似。荷蘭人總是在爭論，但是我們也摸索出合作的方式。在17世紀，我們不僅受到西班牙人的威脅，還有洪水威脅。當城市居民討論如何應對洪水，決策過程總是曠日費時，因為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必須參與其中。但是一旦確定方向，我們就會堅持去做。
問：對於台灣與荷蘭的未來合作，你有什麼期望？
答：不論在台灣或荷蘭，都沒有專門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研究機構，我覺得滿可惜的。我非常希望能看到台荷合作一起探索這領域的歷史和文化遺產。已經有些研究人員，例如中研院台史所的鄭維中和成功大學的一些學者，對這領域有興趣，需要荷蘭方有更多人從事相關研究。
過去5年，我們建立了荷蘭的能見度，希望未來能持續推動循環經濟等相關政策，台荷的友誼和商業合作關係一定會愈來愈好。（責任編輯：黃韵庭）
June 21, 2020 at 11:00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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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台30年、中文超流利荷蘭代表紀維德怎麼看台荷關係的未來？｜天下雜誌 - 天下雜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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